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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位移

http://www.newdu.com 2017-11-26 VOGUE时尚网 Suzy Menkes 翻译:徐 参加讨论

    
    位于纽约Bowery街的“新当代艺术博物馆”(New Museum)屋顶一景,Polimoda时装学院以“时尚位移”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此举行
    图片来源:FEDERICA CARLET
    站在位于纽约Bowery街的“新当代艺术博物馆”(New Museum)屋顶,曼哈顿上空的蓝天纵贯眼前。走进博物馆内部,朴质的白色墙面映衬出来自意大利、美国和英国的八位演讲者的身影。“时尚位移”(FashionDisplacement)是这场纽约研讨会的主题,主办方是位于佛罗伦萨的Polimoda时装学院。
    “我们举办此次座谈会,旨在探讨时装以及时装教育的未来,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为学生争取一种我们希望中的未来图景,”Polimoda时装学院院长Danilo Venturi称。“我们的兴趣不在浮华魅力,而在于充满智慧的对话。”
    我也是该八人座谈小组的成员之一,Polimoda位于巴黎的战略与前景平台的主管LindaLoppa是该小组的主持人。她希望能够针对时尚产业内部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并探讨教育能够如何改善局面。
    
    此次以“时尚位移”为题的Polimoda研讨会主持者Linda Loppa(前)与Aimee Song
    图片来源:@SUZYMENKESVOGUE
    “此次研讨会事关在变动的时代对教育进行重新设计。时尚有其巨大的力量,能够将其他从事创意工作的人才联系起来,”谈及此次邀请几位“传播者”参与研讨小组,Loppa这样阐释她的初衷。这其中除我以外,还有以Instagram账号和博客“Song of Style”坐拥410万粉丝的室内设计师Aimee Song。我们所加入的该小组中还包括时尚顾问兼环保活动家Julie Gilhart、品牌Gypsy Sport的创始人Rio Uribe、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教育与职业发展部门主管Sarah Kozlowski、纽约帕森设计学院时装专业主任Burak Cakmak、以及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时装专业硕士课程主管Fabio Piras。
    研讨会开门见山,首个议题便直奔问题核心:“时装产业是否仍需要明星设计师?”这个议题的抛出,点燃了Danilo Venturi、Fabio Piras和Burak Cakmak三位教育界精英关于全球时装教育的热烈讨论。
    
    位于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Polimoda“时尚位移”研讨会小组成员(从左至右):Polimoda学院院长Danilo Venturini、帕森设计学院时装专业主任Burak Cakmak、 Gypsy Sport品牌创始人Rio Uribe、时尚顾问兼环保活动家Julie Gilhart、Vogue国际撰稿人Suzy Menkes、Polimoda平台主管Linda Loppa、时装媒体“Song of Style”创始人Aimee Song、以及中央圣马丁学院时装专业硕士课程主管Fabio Piras
    图片来源:FEDERICA CARLET
    为设计师赋予明星地位,被视为一种在明星效应能够带来利益、并能为品牌拓宽受众范围时才会优先采用的举措。不过对于大品牌而言,自然演进才能带来持续的良性刺激。即便他们将设计师的个人品牌收入囊中,也不见得会大幅推动其业务发展。
    Rio Uribe表示,他已经决定忽视时尚产业内的范式、身先士卒成为了彻底自由的推行者。“但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活动家,”这位设计师说道。“我在2000年初便开始从事时装零售业,但在我寻得产业内的一席之地之前,我便发现了行业内部缺乏多样性的事实。”
    Sarah Kozlowski谈到了她名为“CFDA+”的“虚拟人才实验室”,以及当面对来自多达三十个大学的专业人才时,作为教育与产业之间模范合作伙伴是何等重要。
    
    Suzy与Gypsy Sport品牌创始人Rio Uribe(左)以及时尚顾问兼环保活动家Julie Gilhart
    图片来源:@SUZYMENKESVOGUE
    我提出现有品牌雇用富有活力的设计师作为创意总监的概念已经发展了二十余年,鉴于成熟大品牌暮气日渐浓重,急于寻找为品牌重新焕发生机的突破口。因此1996年John Galliano掌舵Dior时“蓄意摧毁旧秩序”的方略,在业内树立起了一项在日后被广为模仿的标杆,不论是Givenchy时期的Alexander McQueen,还是Gucci时期的Tom Ford,均沿用了此路线。
    
    然而这种迫在眉睫的状况不可避免地走向短期化,因为品牌一朝仰仗这类设计师的个人魅力得到提升,设计师们便会意识到他们具备了独立设计的土壤。我着重强调了我对于现状的担忧,即目前在时装院校成绩名列前茅的设计师通常会被大品牌们掠取一空,成为大品牌设计师的青年才俊通常会在残酷的压榨模式下艰辛工作。
    Linda Loppa(左)与Julie Gilhart(右)聆听来自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教育与专业发展部门主管Sarah Kozlowski的发言
    图片来源:FEDERICA CARLET
    曾在Barney’s百货公司担任买手的Julie Gilhart感到不仅是设计师群体,时装产业目标客户的概况也已发生了转变;事事都在转变之中,诸如消费行为发生的方式,当然也包括数字化销售在内。年轻一代的创意人才已经熟练地联通了所有的平台,于是哪怕独自在家的小孩子也可以创作自己的时装系列,并在年仅12岁时便能于社交网络平台获得不小的成功!Julie表示这些超低龄设计师“亟需学习如何应对孤独”,而令她顿悟到这一点的时刻是当Alber Elbaz告诉她,自己在成功前曾经作为Geoffrey Beene的助理整整八年时间……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
    
    Suzy与活跃在洛杉矶的室内设计师Aimee Song在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屋顶露台上,后者的博客在Instagram上有420万粉丝
    图片来源:@SUZYMENKESVOGUE
    Linda Loppa用以下话语总结了现状:“设计师群体的概况已经变化,顾客行为模式也已改变,时装设计的节奏亦然:于是我们能够如何通过教育项目来应对这一全球性的问题?”
    Danilo Venturi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转化”现象:“杂志想要搞教育,并开始开办课程;而专业院校则开始办杂志。一旦转化发生,你便需要变换跑道。我们把设计师称为‘创意总监’,这个称呼意味着他们不用亲自做设计或者绘图。‘造型师-设计师’也不会亲自画设计图或制作时装系列。于是,尤其是在奢侈品行业内,总有人需要承担这部分工作。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得先学会如何做好这些吧。”
    
    来自不同时尚专业背景、年龄段各不相同的听众从四处涌来旁听这次极具话题性的研讨会,此时的时尚产业正处在剧变的阵痛之中
    图片来源;FEDERICA CARLET
    对此,Fabio Piras表示赞同:“听起来或许稍嫌激进,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使用简单工具的举措表示支持。是的,并不是非得上大学才能学习时装,但该走的过程一定要走完。你需要的是会做事的设计师,设计师需要具备视野,需要承担创意工作的义务,需要精确严格的态度。你不可能毫无概念地随便裁下一大块棉布,然后在根本不知立体裁剪为何物的情况下随便堆出所谓的垂褶裙,再拍照,然后声称这就是你的产品手册。对我来说这种文化是绝对的谬误。事实上,你之所以觉得可以这样直接发上Instagram,是因为摄影并非反应真实情况,照片也会对你撒谎……”
    “从根本上说,时装教育应该是关于探索自我的过程,而非令人担忧是否能够马上投身于时尚的循环中并快速适应,”Burak Cakmak指出。“所谓时装教育,应该着眼于不切实际天马行空的各种点子和理念、并学习新的技术,但最最重要的是要学着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每天收集新鲜的想法、见识新鲜的人、并搜罗新鲜的做事方法。时装教育并不是关于现有的循环体系,而是关于在你为期四年的学习之旅中,能否跳出三界外、建立新秩序。”
    
    在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时尚位移”研讨会的Polimoda专家小组
    图片来源:FEDERICA CARLET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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